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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与此同时，法源和法也并非等齐划一的关系，法律体系中只有一部分内容能够供给裁判规则、可作为正式法源，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无法成为正式法源，仅仅以法律规定了某道德性内容就认定其是正式法源，这种观点和结论未免有些草率了。对于社会一般道德的法源地位，我们可初步区分出强、弱两个版本的法源观，强版本主张社会一般道德具有正式法源地位，能够发挥和法一样的拘束裁判的功能，弱版本则将社会一般道德当作非正式性的法源来看待，强调其在补充法律空缺、协调法律冲突、矫正法律实质缺陷方面的重要功用。

其中，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是一种最常见、也最具影响力的分类。非正式渊源、次要渊源中的不少内容，其实所扮演的是裁判理由的角色，出现了与裁判依据的混同。前者主要指引人们如何采取行动，并规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回到道德和法源的主题上，认知法源的分类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有些认知法源和权威性规定有直接或间接性联系，能够优先或便捷地转化为效力法源，从而可能被用以作为裁判的根据，实现填补法律空缺的目的。认知法源的特殊意义在于，通过门槛限定阻拦人们任意地将一些规范素材当作认知法源，认知法源虽然是一种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源，但在个案选择裁判理由时能优先考虑，并且在解决效力法源缺位的问题上，认知法源可便捷地实现向效力法源的转变，或者与效力法源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

非正式渊源体现为虽具有一定法律意义但并未在权威性法律文件中得到明确阐述和体现的材料，涵盖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和习惯法。它的常规作用方式是作为裁判理由，其个别化的作用方式是有可能被转化为认知法源或效力法源，从而扮演一种法源性论据。晚年的张之洞也谈到了这一点。

[26]刘光第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事到如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载《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以下。在这里，所谓能臣的价值是这样被表现出来的：对张之洞他们而言，不是因为能干，国家需要他们居于高位，而是统治者个人的慧眼而重用了他们，忠于统治者个人就是忠于国家本身。它主要表现为利益，包括物质性利益和荣誉性利益。

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又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忠诚的责任。不仅如此，文本结构的安排还有另一种意味。

《劝学篇》的英文译者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 1856-1926）认为张之洞把liberty译为公道是非常肤浅的做法。在这方面，他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就连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样的中央核心部门也有他的信息来源。坚持中国的价值是核心，学习西方必须服务于这个核心。而他的实践知识又来自一个特定场域——官场，他必须在这个场域中站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尽管这位传教士对 《劝学篇》的中体西用思想持批评态度，但这种批评主要是从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的自身使命出发的。对这一点，跟随他多年的幕僚辜鸿铭有类似的评价：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无论张之洞是否具有宰相的肚量，对此他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手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同僚之间，为了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他都讲究策略和技巧：竞争不至于撕破脸皮，合作也不等于结成同盟。而张之洞对此的反应完全是张之洞式的。

摘要:  西学东渐以来的晚清中国，思想论说与行动实践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接续，它们依循的其实是不同的逻辑。[23]参见前注[4]，戴维·斯沃茨书，第142以下。

他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圣教的世界，也无法想象一个无君的世界。这无论对清廷中央还是对张之洞本人来讲，都是一个重要事件。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64]毫无疑问，这个改革方案是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相互磋商、相互妥协的结果。改革确定依据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享有独立权限的方案。而现在通常说的绰号、外号不在此列。

在改革的问题上，汉族官员越是能干，其忠诚就越容易被怀疑。在许多问题上，二人也不乏合作，真不真诚那是另外一回事。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情势急转直下。建议的奏折先是呈送光绪皇帝，但皇帝并未签署意见，后又呈送慈禧太后，她考虑了三天之后同意下达这个调令。

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杨锐这些改革者、爱国者对整个时局既无能为力又不甘心的一种心境。然而，康有为并不是一个顺从的年轻人，他接近张之洞并不是为了在其手下谋个差事，而是利用张之洞手中的资本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作为居处于等级序列的上端这一角色——统治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可以影响这一秩序，甚至可以通过理智的、合法的途径改变这一秩序，但不会去颠覆它。为了适应立宪要求，清廷又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张之洞是这个机构的大臣之一，主张该机构的性质是立法机关，他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宁旧勿新是中国传统官场的经验法则。读者不是匿名的普通大众，而是显名的最高统治者和他处于同一阶级的文人学士。

袁世凯作为晚辈，对张之洞并不缺乏尊重，他知道这位老总督在同僚之间的分量。事实上，军机处、总理衙门这两个机构并不是张之洞能够左右的，它关涉的是机构的体制而不是个别人选。

阻止是意图也是目的，而理由必须具有正当性。结果呢，这位最高统治者用了她所有的智慧和手腕做到了大清江山没有丢在她手里，而张之洞他们这些高官能臣就成了最后为她看场子的人。

[62]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载《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540页。过了几日，张之洞收到了皇帝催促他启程的电旨，显然对他拖延的做法感到不耐烦了。

杨锐实际上是他在北京的政治情报提供者，所以先给他发密电打探上述情况，并以自己年老体弱为由，想拒绝这份差事。1909年，张之洞去世，在其遗折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习性的形成是客观的限制性条件与客观契机相协调的结果。双方的龃龉是不可避免的。

被人高抬有两种情形：或因为能干，或因为有用。儒家是主张退而求其次的，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就需要竞争的技艺，尽可能地不要撕破脸皮。

张之洞行事审慎，但他都是从不同语境理解问题的。上面说过，张之洞是把握分寸的高手。

前者是可以说出真实想法的对象，后者是他特别注意修辞技巧的对象。作为一种改革方案，那内指的是什么，外指的又是什么呢？作者告诉说，内是中国作为主体所应拥有和坚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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